只有那本《银梨花下》，是”奇书欣赏会”印发给会员的黄色小说。看《死魂灵》看得昏昏欲睡的刘德铭，精神大振。在老刘送午餐来时，要求他再弄来几本类似《银梨花下》的书来。

就靠了这几本书，刘德铭混过了一天；入夜”解禁”可以到甲板上去走走，向南眺望，灯火璀璨，何止万家？最触目的，自然是国际饭店24层楼上的霓虹灯；这使得刘德铭记起过去那些日子，纸醉金迷的生活，不免恋恋。心里在想，有机会还是要到上海来做地下工作，一面出生入死；一面声色犬马，这种双重刺激的生活，实在很够味道。

“刘先生，”老刘寻了来跟他说：“今天晚上你可以睡得舒服了。我领你去。”

领到头等舱，就不能再出来了；直到第二天中午开始上客时，刘德铭才正式成为旅客，先到酒吧喝桔子水看报；然后上甲板，凭栏看码头上形形色色的旅客；有一对年轻洋人，不知是夫妇还是情侣，相拥而吻，一值舍不得分开，刘德铭好奇，特意看手表为他们计算时间。

就在这时候，有辆汽车开到，停在这对洋人面前；车门启处，下来的是徐采丞。寂处了三天两夜的刘德铭，颇有他乡遇故的喜悦；正想招呼时，看到车上又下来一个瘦长男子。约莫30多岁，似曾相识，急切间却记不起姓名。

直到看他紧抱着一个起包，由扶梯一步一步上来；才蓦然记起，顿时心头一震！这不是高宗武？他心里在想，怎么会是徐采丞送他上船；莫非奉了汪精卫之命，去拖杜月笙落水？

不会的！他随即否定了自己的想法；杜月笙怎么会做汉奸？汪精卫也不是能欣赏杜月笙的人。那末，徐采丞跟高宗武何以会在一起？这件事就大堪注目了。

于是他去找到老刘，悄悄问道：“旅客名单你看得到，看不到？”

“刘先生，你为什么问这个？”

刘德铭的意思是，要请老刘在旅客名单上查一查高宗武住在那间房。这件事老刘可以办得到；但是没有结果，旅客名单上，根本就没有高宗武的名字。

这就更神秘了！刘德铭心里在想，一定是用的化名。因为如此，越发激起了他的好奇心；经常在甲板、走廊、酒吧、餐厅，还有图书室、弹子房等等旅客的公共场所搜索；而高宗武深藏不出，始终不曾遇到。

民国29年1月8日，汪精卫在上海愚园路1136弄的住宅中。召开”扩大干部会议”内定为”部长”、”次长”的”要员”、挤满了楼下的大客厅，一个个都是”如丧考妣”的脸色。

原来出走的不仅是高宗武，还有陶希圣。令人担心的是他们出走的时间，正在”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谈判完成，12月31日双方签字之后。这个”要纲”的谈判，高宗武早就被摒拒在外；而陶希圣是始终参预的，那知他推托着不肯签字，最后竟是溜之大吉，这就更不能令人放心了。

这两人的远走高飞，自然为汪精卫带来了极大的问题；而问题的焦点是：他们究竟带走了一些什么？如果是”要纲”的草案，还不太要紧，因为可以辩说：那是日本人提出来的条件，根本未曾接受。倘是签了字的影本，就变成不打自招的卖国供状。照这样去分析，对陶希圣的关心，即更甚于对高宗武。因为大家相信，高宗武是无法接触到”要纲”的签字本的。

“都是罗君强！”陈璧君拍案戟指，狠狠地骂罗君强，”陶希圣是让你逼走的！”

罗君强的面色苍白；周佛海亦是一脸的尴尬，因为罗君强跟他的关系太深了。他们是同乡，也是世交；罗君强在上海大夏大学未曾毕业，就跟着周佛海做事；一度当过浙江海宁县县长，任内有件喜事，二度续弦，新夫人也姓罗，不是外人，是他的族姑。

好色如命的罗君强，随政府撤退到汉口时，是在当行政院的秘书，国难当头，竟跟一个姓孔的交际花打得火热；当道震怒，下令撤职查办。亏得陈布雷替他求情，始得无事。其时周佛海已到的上海；罗君强挟着新欢，间关来从，作了周佛海的亲信。他为人很霸道，替周佛海得罪了好些人；照陈璧君所收到的”小报告”中说：陶希圣与罗君强为了争办一张报，大片龃龉；罗君强居然写了一封信，痛骂陶希圣。所以说陶希圣是被他气走的。

这当然是陈璧君的揣测之词；汪精卫便劝道：“你也不必责备君强。现在要紧的是，是要研究这一不幸事件所可能发生的后果。”

意见很多，也很纷起，有的主张从速疏通；有的主张采取辩护的行动；有的主张沉着观变。在一场无结果中，有一个共同的看法是，组织新政府已成骑虎难下之势，只有贯彻到底。

担心的事终于出现了。

1月20深夜，陈公博从香港打来了一个电报，是隐语；但可以猜得出”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将在第二天见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