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了。”护士说。

但他再一次睁开眼睛，调皮地望着我，动了动眉毛，仿佛他想对我点点头。我站起来，把手垫到他的左肩下，小心翼翼地扶起他一点儿，这样总使他感觉舒服些。他就这样躺在我的手上，在短促的痛苦中又歪了一下嘴唇，稍稍转动了一下脑袋，仿佛突然受了凉，打了一个寒颤。这就是解脱。

“好一点吗，博比？”我还在问。但他已经摆脱了痛苦，在我手上逝去了。那是一月七日，下午一时。傍晚前，我们已把一切料理完毕。瘦小、畸形的躯体躺着，安详，清洁，别无其他变形，直到被人抬走，埋葬。在这两天里，我始终感到惊讶的是，我既不特别悲哀，也不束手无策，并且没有非哭不可的时候。在他生病期间，我已经彻底地感受了别离之情，一无遗留，我的悲痛的外壳摇晃着，缓慢地、轻飘地又升回高空。

尽管如此，我觉得现在是时候了，应当悄悄离开这个城市，到哪个地方去，尽可能到南方去休息，把我的作品，这件粗制的织物，放到织机上认真地去编织。我还剩下一点钱，于是把我承担的文学评论工作放弃了，并着手准备，初春一到便整装启程。先去阿西西，那个蔬菜店老板娘正期待着我，随后，到一个尽可能安静的山村去踏踏实实地工作。我觉得自己对于生与死已经有了足够的见识，可以指望别人来听我大放厥词了。我快活而焦急地等待三月天的到来。耳朵已经听到了铿锵有力的意大利话，鼻子已经闻到了煨饭、橙子、基安蒂红酒馋人的香味。

我的计划挑不出任何毛病，推敲得越久越使我满意。我正预先津津有味地品尝基安蒂红酒的时候，事情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酒店老板尼德格尔在二月间给我来了一封信，文笔美妙，委婉动人，说家乡下了许多场雪，村里牲口和人不是一切如常，尤其是我的父亲令人担忧，总而言之，最好是我寄点钱或者自己口去一趟。我觉得寄钱不合适，而老人家又确实使我担心，我不得不马上动身。在气候恶劣的一天，我回到家乡，风雪交加，群山和房屋全都望不见，好在我闭上眼睛也能找到道路。老卡门青并不象我猜想的那样躺在床上，而是可怜巴巴、畏畏缩缩地坐在炉边的角落里，被邻家一个女人纠缠着，她给他送来了牛奶，正开始耐心地一一数落他的糟糕的生活作风，连我进屋都没听见。

“鲁哀格，彼得回来了。”这白发罪人朝我眨了眨左眼。

但她不受迷惑，继续对他说教。我坐到一张椅子上，等她消耗尽她的仁爱精神，并发现她的话里有几段我听了也有好处。与此同时，我看着自己的大衣和靴子上的雪渐渐融化，椅子周围先是湿了一片，随后积成了一潭死水。那个女人终于唠叨完了，我们这才举行父子重逢的正式仪式，她也喜气洋洋地参加了。

父亲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我顿时想起以前想要照顾他而作的短暂尝试。我当时离开家乡也没能使他回心转意，现在他是每况愈下，还得由我来食这份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