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怎样人，不是别人的，而是自己的人。可是这时候写作新文学和阅读新文学的，只是那变了质的下降的士和那变了质的上升的农民和小市民混合成的知识阶级，别的人是不愿来或不能来参加的。而新文学跟过去的诗文和小说不同之，就在它是认真的负着使命。早期的反封建也罢，后来的反帝国主义也罢，写实的也罢，浪漫的和伤的也罢，文学作品总是一本正经的在表现着并且批评着生活。这么着文学扬弃了消遣的气氛，回到了严肃--古代贵族的文学如《诗经》，倒本来是严肃的。这负着严肃的使命的文学，自然不再注重传奇，不再注重趣味和快，读起来也得正襟危坐，跟读经典差不多，不能再那么虎虎，随随便便的。但是究竟是形象化的，诉诸情的，跟经典以冰冷的象的理智的教训为主不同，又是现代的白话，没有那些语言的和历史的问题，所以还能够引许多读者自动去读。不过教人百读不厌甚至教人想去重读一遍的作用，的确是很少了。新诗或白话诗，和白话文，都脱离了那多多少少带着人工的、音乐的声调，而用着接近说话的声调。喜古诗、律诗和骈文、古文的失望了，他们尤其反对这不能诵的白话新诗；因为诗于歌，一直不曾跟音乐完全分家，他们是不愿扬弃这个传统的。然而诗终于转到意义中心的阶段了。古代的音乐是一说话，所谓乐语，后来的音乐独立发展，变成好听为主了。现在的诗既负上自觉的使命，它得说人人心中所言而不能言的，自然就不注重音乐而注重意义了。--一方面音乐大概也在渐渐注重意义，回到说话罢？--字面儿的影象还是用得着，不过一般的看起来，影象本，不论是鲜明的，朦胧的，可以独立的诉诸觉的，是不够引人了；影象如果必需得用，就要合全诗的各分完成那中心的意义，说那要说的话。在这动时代，人们着急要说话，因为要说的话实在太多。小说也不注重故事或情节了，它的使命比诗更见分明。它可以不靠描写，只靠对话，说所要说的。这里面神仙、武侠、才、佳人，都不大现了，偶然现，也得打扮成平常人；是的，这时候的小说的人，主要的是些平常人了，这是平民世纪啊。至于文，长篇议论文发展了工，让人们更如意的也更密的说他们的话，但是这已经成为诉诸理的了。诉诸情的是那发展在后的小品散文，就是那标榜生活的艺术，抒写边琐事的。这倒是回到趣味中心，企图着教人百读不厌的，确乎也风行过一时。然而时代太张了，不容许人们那么悠闲；大家嫌小品文近乎所谓，丢下了它去找那的东西。文艺作品的读者变了质了，作品本也变了质了，意义和使命压下了趣味，认识和行动压下了快。这也许就是所谓的解释。的作品得一本正经的读，自然就不容易让人不释手，百读不厌。于是百读不厌就不成其为评价的标准了，至少不成其为主要的标准了。但是文艺是欣赏的对象，它究竟是形象化的，诉诸情的，怎么也不能到和论文或公式一样。诗虽然不必再讲那带几分机械的声调，却不能不讲节奏，说话不也有轻重低快慢吗？节奏合式，才能集中，才能够度集中。文也有文的节奏，合着意义使意义集中。小说是不注重故事或情节了，但也总得有些契机来表现生活和批评它；这些契机得费心思去选择和合，才能够将那要说的话，要传达的意义，完整的说来，传达来。集中了的完整了的意义，才见情，才让人乐意接受，欣赏就是乐意接受的意思。能够这样让人欣赏的作品是好的，是否百读不厌，可以不论。在这情形之下，笔者同意：《李有才板话》即使没有人想重读一遍，也不减少它的价值，它的好。但是在我们的现代文艺里，让人百读不厌的作品也有的。例如鲁迅先生的《阿Ｑ正传》，茅盾先生的《幻灭》、《动摇》、《追求》三曲，笔者都读过不止一回，想来读过不止一回的人该不少罢。在笔者本人，大概是《阿Ｑ正传》里的幽默和三曲里的几个女引住了我。这几个作品的好已经定论，它们的意义和使命大家也都熟悉，这里说的只是它们让笔者百读不厌的因素。《阿Ｑ正传》主要的作用不在幽默，那三曲的主要作用也不在铸造几个女，但是这些却可能产生让人百读不厌的趣味。这趣味虽然不是必要的，却也可以增加作品的力量。不过这里的幽默决不是油的，无聊的，也决不是为幽默而幽默，而女也决不就是情，这个界限是得清楚的。抗战期中，文艺作品尤其是小说的读众大大的增加了。增加的多半是小市民的读者，他们要求消遣，要求趣味和快。扩大了的读众，有着这样的要求也是很自然的。长篇小说的行就是这个要求的反应，因为篇幅长，故事就长，情节就多，趣味也就丰富了。这可以促长篇小说的发展，倒是很好的。可是有些作者却因为这样的要求，忘记了自己的边界，放纵到情上，以及劣的笑料上，去引读众，这只是迎合低级趣味。而读者贪读这一类低级的的作品，也只是沉溺，说不上百读不厌。百读不厌究竟是个赞词或评语，虽然以趣味为主，总要是纯正的趣味才说得上的。１９４７年１0月１0日作。（原载１９４７年１１月１５日《文讯》月刊第７卷第５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