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提醒所有学人注意的地方。我们从技术角度(不以意识形态作出发点)看来，资本主义不外一种国家的组织，通过社会经济诸因素；有如亚当·斯密所说，施用“商业的系统”(system of commerce)“去增进国民的财富”在这大前提之下，就不期而然地包含了一个个人“有识见的私利观”(enlightened self-interest)，倘非如此，其下层机构就组织不起来。所以私人财产应有保障，以及私人财产在公众生活中发生庞大的影响，都成为必然的趋势。

这种组织由地中海传播于北欧，穿透过英国，表现着从小国到大国，从水中的国家到滨海的国家，从没有农业基础的国家到农业生活方式组织相当严密的国家，成为世界一般趋势。以农业组织作国家基干，注重凡事维持旧有的均衡；以商业组织作国家基干，则注重加速交换(exchange)。时代愈进化，后者愈能掌握科技，而前者的弱点更为暴露，其国民对其政府之无能益抱不满。我敢说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展开至1917年俄国之二月革命，都仍由这基本的原因发动。

从威尼斯到荷兰民国到英国，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个国家放弃中世纪的立场去组织资本主义的体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每个国家都要透过它历史与地理的特点，暗中摸索一段时期，而后不期而然地找到它的方案(如荷兰采取联邦制度，英国利用司法)。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用英文的constitution一字解释。 constitution一方面是宪法；一方面是一个有机体的功能组织和结构。写一纸宪法，是相当容易的事；改变一个国家的功能组织和结构，有时等于令一只走兽蜕化为飞禽。在农业国家尤难，这因庄稼之事，关系人民的生存，稍一不慎，可以引起普遍的饥荒。通常我们看不到这样的困难，则因美国历史及日本历史有些特殊的地方，令人发生错觉的缘故。

美国之殖民地时代，土地占有牵涉极少的封建因素，一般土地都可自由买卖。普通法和公平法的结合，也大致已在英国完成。美洲殖民地里，只有极少数地区有两种法庭同时存在。所以自始至终，农业的组织就能和工商业合流。又能将这一组织，在一个空旷的地区，跟着科技的发展而推展到两洋的沿岸，但却也仍有“谢斯叛变”(Shays’Rebellion)、“威士吉叛变”(Whiskey Rebellion)、各州不承认联邦通过的法案(Nullification)及四年内战。又因组织银行、发行货币、管制工会，取缔托拉斯和协定各州间的商业(interstate commerce)，发生无数纠纷。总之，这好多纠纷是在美国的成长的长时间内发生，所以一般人并未想象到各事业丛猬在一处，又有一个旧社会在后面作祟，又没有空间作转圜的困难。

日本是一个海洋性的国家，在德川幕府末期，已经有了诸藩(封建诸侯)的“藏元”(财政经理)、“诸仲间”(各种商业集团)、“问屋”(批发商)和“回船”(定期航线，并带有保险业务)等等的组织。政府缺乏中央集权的传统，商业组织和商业资本却早已在继续成长之中。明治维新，表面上好像是突过时代的改革，实际则是以一个新的高层机构摆在一个已经规模粗具的低层机构上。我们不审察这特殊的情形，则以为日本能如此，其他国家都应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