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能够类萃，是由于他的不拘小节，光远大。然则他虽看清传统德不能拯救当日病，但他也不知放弃传统德亦不见得能拯救当日病。至于他是否真说过“若天命在吾，吾其为周文王矣”我们不得而知，即使我们相信他曾如此说，他的儿曹丕也不是真的周武王，亦即魏代汉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有如晋代魏也仍不能解决当日问题。即以王睿的大刀阔斧造楼船在上面驰，仍未解决魏晋南北朝的问题。司炎刚一统中国，十年之后即有贾后之与八王之，因此引起“五胡华”公元３１１年洛沦陷，３１７年长安又失守，东晋偏安江左，嬗替而为南北朝之宁齐梁陈。北方之“酋领”如刘曜，石勒，苻不能解决问题，南方的军事领袖如桓温，刘裕与萧成也仍不能解决问题。现在看来，东汉覆亡之后的３６９年酝酿着一个大问题，牵涉整个国家从到尾的重新组织，不仅曹不可能预测，即作史者如陈寿及裴松之也仍没看到演变之全豹。

中国之忠孝观念由四书五经阐述开来应属大传统。《三国志》为二十四史之一，也算是这传统所笼罩的一分。但是因其中资料分歧，离奇的事荟集，很容易为小说家取裁剪补缀而成半创作的大众读。事实上它也就是宋元话本的基础，后来又经过元明之间罗贯中等整理，便成为《三国志传通俗演义》。既称“通俗演义”则照社会学家看来已属小传统之范畴。所以周瑜见杏黄旗而大叫一声，孔明祭东风，孙权与刘备剑砍石块成十字等等更离奇的遭遇与真人实事混合以提读者的兴趣，都可以信呵成。其方法则是将信史更浪漫化。《三国演义》英译本标题为RomanceoftheThreeKindoms（三个王国的浪漫史）不为无因。而京剧跟随着以白脸表示曹之险，枣红面表示关羽之不可泯灭的忠厚，蝴蝶式的脸谱表示吕蒙之有心计，也是将历史传奇化和术化。

“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令”实际是曹传中外的一篇自传，内中说及他自己是一个非常人，有志“建立名誉”不愿作“凡愚”但是参加讨董卓之后，事实他东征西伐，兵权也因此越越大。以曹的希望，还是想保存一个完整的中央政权，所以他虽向外讨伐，却屡陷于内线作战的地位，又因为他挟天以令诸侯，所以他成了众矢之的，他自己也知“慕虚名而实祸”的危机。从这些地方，我们不必怀疑他不是坦白直言。

我们今日提论这些观念，其目的不在凿穿小传统之虚枉。相反的“民俗”也可成史。中国的君主制度，以皇帝和天命直接统领万亿军民，中层脆弱，法制简单，政府力量之不及，半靠社会力量支持。可见神动员的功效是无可否认。大传统也好小传统也好，民间的忠孝观念实为撑持宋，元，明，清以来大帝国之有力支，这也不是我们学历史的人所敢于忽略。然则话本及剧台上的曹与关羽及其影响只是魏晋南北朝以后历史上的侧面情景。现在我所谈的是历史本题，涉及公元２２0年后长期分裂的主因。前人与事实相过近，也只看到演变的一片段，所以仍待我们曾亲经历一个类似的大变动之后，将视界看宽看，才能将资料重新编排，彻底检讨。

和积蓄了。而他的放狼不羁，可以在“每与人谈论，戏言诵，尽无所隐及悦大笑，以至没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帻”的形容中看来。这也可与他的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去日苦多”相印证。

西方的社会学家，树立了一个“大传统”与“小传统”对立的观念。他们认为一个社会的大传统，有正规的组织，结构和形式化，但只能适应于层人。小传统则比较通俗化，适应于大众。它采取大传统的义，会简化而有时稍微歪曲之，只要不南辕北辙则可。而且两者之也是相对的，小传统在长期日常生活中凝聚若信仰和观以后也可以被大传统收。

而最被统人士攻击的，则是“魏武三诏令”此令是曹于公元２１0年，２１４年，和２１７年以丞相的地位下令求才，内中提及有品行的人不一定有才能，有才能的不一定有品行。所以他征求的不在“实行”和“守信”之士，即使“不仁不孝”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他都会提录用。这诏令虽然不是表示人人坏事，但是影响汉末问题之大，不是传统德所能解决的。

让我们回再说《三国志》：书内提及吕蒙原是一介武夫，孙权只间便的劝他读书，不料此人不读则已，他一读起来就“立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因之他的谈吐见识，与以前豁然不同。谚语之“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看”自此。只有此书之叙关羽，则想象与现实参半。此人武艺必有独到地方，譬如他与颜良对阵“羽望见良麻盖，策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文中又没有提及两方随从将士之行动以及对阵之地形及距离，类似侥幸，又若有神授。他之不受曹公优渥，一意投奔先主，应系实情，也与他的习符合。可是书中叙述他的英雄末路，则毫不恭维。关云长对下不能开怀推恩的掌握，对于敌情判断，侧卫警备也全虎，又破骂人，缺乏外手腕，造成两面受敌的危境而不自知，最后他的队毫无斗志，不战自溃，他自己只能率领数十余骑落荒而走，也再没有表现斩颜良时之英勇。以这样的记载，之标准的文献，而中国民间仍奉之为战神，秘密结社团也祀为盟主，实在令人费解。